完成的。

白天他正常上班，開會、改圖紙、跟甲方打電話，偶爾跟同事一起吃午飯，聊一些不痛不*的話題。但每天晚上回到那個空蕩蕩的房子，他就變成另一個人——一個精密運轉的機器，一個正在把自己從這個世界里一點一點摳出來的幽靈。

他有時候會在深夜坐在客廳的地板上，周圍散落著各種文件、地圖、計算器。他會反復核算每一個步驟的時間節點，推演每一種可能的意外情況。林知意如果提前回來怎么辦？他做了預案。銀行如果打電話核實轉賬怎么辦？他準備了話術。物業保安如果注意到他搬東西怎么辦？他打算分批次、在深夜進行，而且每次只帶一個行李箱的量。

這些事情想起來很累，但陳嶼不覺得累。相反，他覺得這是他六年來最清醒的時刻。每一個決定都是他自己做的，每一步都是他自己走的，沒有人在旁邊告訴他“你應該這樣你不能那樣”。這種掌控感讓他上癮。

唯一讓他偶爾感到不安的，是那個換掉的藥瓶。

他不是不知道這件事意味著什么。讓一個女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懷孕，這在任何道德標準里都站不住腳。他承認自己做的事情不光彩，甚至可以說卑鄙。但每當他產生一絲猶豫的時候，六年來那些細碎的、磨人的、日復一日的窒息感就會涌上來，把那點猶豫淹得干干凈凈。

他在書房的那本速寫本上寫過一句話，字跡潦草，筆尖幾乎戳穿了紙頁——“我欠她的，就讓她用這一件事來清算好了。”

這句話的邏輯經不起推敲，他自己也知道。但人在做了虧心事之后，總是需要給自己找一個說辭的。這個說辭不需要多嚴密，能讓自己在午夜夢回的時候睡得著就行。

進入第二周的時候，事情開始變得微妙起來。

首先是林知意的電話。她在德國的學術交流排得很滿，白天上課晚上應酬，但每天都會固定打兩個視頻過來——一個是她那邊晚上七點（國內凌晨一點），一個是她早上七點（國內下午兩點）。陳嶼調整了自己的作息，確保這兩個時間段他都能接電話，而且**看起來都“正常”。凌晨那個他從床上接，睡眼惺忪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