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劃痕，座椅發硬，空調時好時壞。車上坐著不到十個人，全是各個部門的加班人員，所有人都低著頭，要么閉目養神，要么盯著手機屏幕，車廂里安靜得可怕。
我靠在車窗邊，看著窗外飛速倒退的街景。高樓林立，玻璃幕墻反射著微弱的天光，無數亮著燈火的窗戶背后，藏著無數個失眠、掙扎、內耗的年輕人。這座空城太大，我們太過渺小，渺小到連自己的情緒都不值一提。
“你打算一直這樣熬下去嗎？”張淼忽然開口，打破了車廂的死寂。
我轉頭看向她，她的側臉在昏暗的車廂燈光下顯得格外蒼白，長長的睫毛垂落，遮住了眼底的情緒。
“不然呢？”我反問，語氣帶著無力的自嘲，“辭職之后去哪里？重新找一份同樣內卷的工作？還是回老家，接受父母安排的安穩工作，一輩子被困在小縣城？”
二十四歲的年紀，不上不下，進退兩難。我們向往自由，卻被現實牢牢**；我們不甘平庸，卻沒有打破現狀的勇氣和資本；我們厭惡內耗，卻不得不主動卷入內卷的洪流。
張淼沉默了，她攥緊了帆布包的背帶，指尖泛白。我知道她和我一樣，被困在相同的困境里。她老家在偏遠山村，父母傾盡所有供她讀完大學，全家人都等著她出人頭地，她沒有退路，不敢任性。
大巴車緩慢行駛四十分鐘，在老舊的居民街區停下。我和張淼住在同一個城中村片區，這里是大城市的夾縫地帶，密集的出租屋層層疊疊，電線雜亂纏繞，白天擁擠嘈雜，夜晚潮濕安靜。房租低廉，交通便利，是底層年輕人的臨時避難所。
凌晨五點十分，天色蒙蒙亮。街道上散落著外賣包裝盒、干枯的落葉，早餐店的老板已經掀開蒸籠，白色的熱氣裊裊升起，混雜著煙火氣，給冰冷的城市添了一絲溫度。
“明天例會，周凱肯定又要挑刺。”張淼停下腳步，認真看著我，“他針對你不是一天兩天了，上次的活動策劃，明明是他改壞了方案，最后卻把責任全部推給你。”
我抬手揉了揉發脹的太陽穴，淡淡開口：“我知道。”
職場從來不是講道理的地方，規則掌握在權力更高的人手里。底層員工沒有話語權，背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