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傍晚的夕陽紅得像血。

六歲的我抱著比我還高的編織袋，站在村口的土路邊，看著那輛黑色的桑塔納卷起漫天黃塵，頭也不回地消失在視線盡頭。

就在半小時前，生父和生母為了“誰都不想要個拖油瓶”在車里互扇耳光，最后達成一致——把我扔在老家自生自滅。

天黑透的時候，村里的野狗圍著我狂吠。

一盞昏黃的馬燈晃晃悠悠地近了。

大伯瘸著那條從小落下的殘腿，一步一挪地走到我面前，用那是老繭的大手擦去我臉上的泥灰，聲音啞得像砂紙磨過桌面：“娃，別看了。

他們走了，大伯養你。”

那一年的冬天來得特別早，風像刀子一樣往破棉襖里鉆。

也就是那個冬天，我第一次深刻理解了“多余”這兩個字的含義。

父母離婚的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傳遍了十里八鄉。

在農村，這不僅是談資，更是某種可以隨意踐踏的信號。

大伯李根生，是個沒娶過媳婦的老光棍，早年間修水庫砸斷了左腿，走路一高一低，背也駝得厲害。

家里那三間土坯房，一到下雨天就得拿洗臉盆接水，滴答滴答的聲音能響一整夜。

“根生啊，你這是何苦？”

隔壁的張嬸靠在籬笆墻上，手里嗑著瓜子，瓜子皮吐了一地，“人家親爹親媽都不要的種，你撿回來養？

你自個兒連口熱乎飯都吃不上，還想養個活物？”

大伯正在院子里劈柴，斧頭鈍了，每一下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氣。

聽了這話，他手里的動作停了停，沒抬頭，只是悶悶地說了一句：“那是咱老**的血脈，不能斷。”

“血脈？

那是累贅！”

張嬸撇撇嘴，“你看那兩口子，走的時候留下一分錢了嗎？

連換洗衣服都沒給娃留幾件。

我聽說你那個弟弟，在城里早就找好下家了，人家那是奔著發財去的，這娃就是個絆腳石。”

我躲在門后的陰影里，死死咬著嘴唇，直到嘴里嘗到一股鐵銹味。

晚上吃飯的時候，桌上只有一碗雜糧粥，和一碟咸得發苦的腌蘿卜。

大伯把他碗里那點少得可憐的米粒，全都撥到了我碗里。

“吃，”他敲了敲碗邊，臉上擠出一個比哭還難看的笑，“吃飽了長個兒，長大了咱們蓋大瓦房，氣死他們。”

我低頭扒飯，眼淚掉進粥里。

“大伯，我會干活。”

我放下筷子，那是我被拋棄后說的第一句話，“我不白吃。”

大伯愣了一下，那只滿是裂口的手伸過來，在我頭上笨拙地摸了摸：“六歲的娃，干啥活？

你的活就是念書。

大伯就算去賣血，也供你讀出個樣兒來。”

話是這么說，可日子是真的難。

那個除夕，村里家家戶戶都在放鞭炮，煮餃子的香味順著風飄進我們那個漏風的屋子。

大伯在炕席底下摸索了半天，掏出一個皺巴巴的手絹，一層層揭開，里面包著幾張毛票和硬幣。

“小強，走，大伯給你買肉去。”

我們去了村頭的屠戶家。

肉早就賣光了，只剩下案板上一些沒人要的淋巴肉和碎油皮。

“老李，來晚了啊。”

屠戶正準備收攤，“就剩這點下腳料了，你要不嫌棄，兩塊錢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