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年后，案件有了結果。

周硯清為病房中的傷害承擔刑事與民事責任，許若笙也因過敏源事件受到追責。

他們付出的代價，沒有讓奶奶回來，也沒有自動抹平我的傷口。

但那至少意味著，傷害不再被叫作誤會。

我留在了北方。

康復結束后，我在一家公益機構找到新工作，負責整理救助申請。

生活不算轟轟烈烈，卻第一次完全由我安排。

團子的腿更慢了。

每天傍晚，我推著小車帶它去河邊。

走到有陽光的地方，它會堅持下來走幾步，再回頭等我夸它。

***偶爾來北方參加學術交流，復查時會順路看看我。

他從不替我作決定，只把不同方案列清楚，讓我自己選。

新的醫療授權書上，我增加了兩位***。

一個是***，一個是公益機構里和我共事半年的同事。

填寫前，我分別征求了他們的同意。

沒有人因為擔心我，就有權繞過我。

某個周末，我收到周硯清委托律師寄來的最后一只箱子。

里面沒有珠寶，只有幾本舊相冊、團子的疫苗本，以及我留在書房抽屜里的訂婚流程冊。

流程冊最后夾著一張請柬。

男方周硯清。

女方沈念。

兩個名字終于沒有印錯。

請柬背面有一行字。

“所有錯誤都已更正，除了我失去你。”

我看了很久，把它和其他廢紙一起放進碎紙機。

機器運轉時，團子從陽臺慢慢走過來，挨著我的腳坐下。

手機在桌上震動。

是一串沒有備注的號碼。

我認得。

十年里，我也背熟了周硯清的號碼。

電話響到自動掛斷，沒有再打第二次。

我抱起團子，關門去看這座城市的第一場雪。

這一次，我不再等誰給我備注。

我的名字，已經由我自己寫回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