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我成了全廠所有人茶余飯后的笑料。
全廠都罵我是天底下最傻的接盤俠，說我為了編制，甘愿給別人養孩子。
連我最好的兄弟都指著我鼻子罵：“上趕著戴綠**，你這輩子都抬不起頭！”
新婚夜，我抱著被子正要去沙發湊活，懷孕四個月的蘇晚晴突然從背后拉住我。
“江衛國，你別走。”
我僵在原地：“晚晴，你放心，我不會碰你，等孩子生下來……”
話沒說完，她把一張蓋著紅章的紙塞進我手里，聲音顫抖：“你先看這個。”
當我看清親子鑒定上“生物學父親”那欄的名字時，腿一軟直接跪在地上。
我以為我只是接盤，娶一個懷孕的女人。
沒想到這個孩子的父親，竟然是這樣一個我連得罪都不敢得罪的人。
01
1991年4月十二號的下午，我攥著蓋著紅色公章的加急文件，站在錦州市紡織廠家屬院的樓下反復整理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
我叫江衛國，今年25歲，是紡織廠保衛科的一名合同制干事，說白了就是給正式工打雜跑腿的邊緣人。
廠里有編制的老員工都隨口喊我小江，沒編制的臨時工客氣地叫我江干事，背地里都喊我“那個豐潤縣來的鄉下小子”。
我爹是豐潤縣農機站的老工人，1989年廠子改制下了崗，只能在村口擺個修車攤勉強維持生計。
我媽在鎮上的菜市場賣自家種的青菜，一斤菜最多賺五分錢，起早貪黑一個月也攢不下十塊錢。
我1989年從縣**中隊退伍，托了我爹一個老戰友的人情才進了紡織廠保衛科，簽的是三年一簽的臨時合同。
我每個月的工資是四十二塊錢，除去吃飯和寄給家里的二十塊，剩下的連買一包好煙都要猶豫半天。
在紡織廠這個等級分明的地方，我屬于看見誰都要主動點頭哈腰、聽見誰喊都要跑著過去的最底層。
科長喊我去搬貨我得跑著去，副科長讓我去買煙我得自己墊錢，就連食堂的打菜阿姨我都不敢得罪。
那天下午，保衛科王科長把一份牛皮紙封裝的文件重重拍在我的辦公桌上，眼皮都沒抬一下就吩咐我立刻送到蘇處長家里。
蘇處長就是蘇振邦，紡織廠的常務副處長，主持廠里的全面工作，正處長的位置已經空了快兩年，他是板上釘釘的**人。
整個錦州市紡織系統里，蘇處長家的門不是我們這些底層臨時工敢隨便敲的，我心里頓時咯噔一下，連忙應了聲好。
我抱著那個沉甸甸的牛皮紙袋，騎著從老鄉那里借來的二八大杠自行車，一路蹬得飛快往家屬院趕。
到了家屬院門口，我連忙跳下車，在臺階上反復蹭著皮鞋上的泥點，這雙皮鞋還是我退伍時買的，鞋尖已經補了兩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