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陳硯，市局重案支隊**，追“嶺鬼”追了三年。

六名死者，六處現場，兇手只留下一張孩子涂的紅人像。

死者互不相識，監控卻從沒拍到第二個人；隊里要我結案，我卻在第二現場發現一枚七歲孩子的血手印。

技術科說那是拖拽留下的巧合，可第七張畫上，戴警徽的人被紅線勒住了脖子。

……我在雪地里撿到那張畫時，天已經黑透了。

紙是從松枝上刮下來的，邊角結著冰。

畫上沒有山，沒有路，只有一間黑色屋子，屋門前站著七個紅色小人。

第八個小人被涂成一團，像被誰用指甲反復刮過。

卷宗里，連環***“嶺鬼”每次作案后都會留下一幅孩童涂鴉。

紅人像，黑山林，畫紙背面有淡淡的消毒水味。

我把紙塞進證物袋，剛抬頭，越野車的發動機在風雪里咳了兩聲，徹底熄火。

車載電臺里全是沙沙雜音。

我試著呼叫支隊，回應我的只有斷續的電流聲。

副駕駛上攤著最后一份卷宗，死者照片被風從車窗縫里掀起一角，照片里那張紅人像正對著我，笑不像笑，哭不像哭。

手機沒有信號。

前后山路都被雪壓沒了。

我沿著車燈照出的白道往上走了二十分鐘，才看見孤嶺旅店的招牌。

鐵牌吊在檐下，風一吹，吱呀吱呀，像有人在樓上磨牙。

開門的是個五十多歲的男人，瘦，背微駝，臉色像常年不見光。

他看見我身上的警徽，眼皮跳了一下。

“住店？”

他問。

“避雪。”

我說，“順便借電話。”

他把門拉開半邊，屋里熱氣夾著一股消毒水味撲出來。

大堂里坐著幾個人。

刀疤男人靠著窗，指間轉著一把折刀。

年輕女人低頭擦眼鏡。

老夫妻并排坐在火爐邊，老**攥著丈夫的袖口。

角落里，一個女人抱著小女孩，女孩穿紅毛衣，正趴在茶幾上畫畫。

她抬頭看我，眼睛黑得很靜。

“叔叔，”她把蠟筆往掌心里藏了藏，“你也是來找鬼的嗎？”

大堂安靜了一瞬。

老板咳了一聲：“小孩子亂說。”

我走過去，蹲在女孩面前。

她的畫紙上，旅店被畫成一只張開的嘴，門口站著一個戴**的男人。

帽檐下沒有臉，只有一條紅線。

“你叫什么？”

女人替她答：“稚稚。

她怕生。”

稚稚卻伸手，輕輕點了點我胸前的警徽。

“你來晚了。”

她說。

我還沒問她晚了什么，樓下忽然傳來一聲悶響。

老板臉色一沉，轉身就往柜臺后走。

我注意到他把一串鑰匙塞進了袖子，鑰匙上有一枚銅牌，刻著兩個字：地下。

“地下室不能去。”

老板回頭看了我一眼，“老房子，塌過。”

窗外雪越下越急，封住了來路，也封住了所有聲音。

稚稚低下頭繼續畫。

蠟筆在紙上劃過，沙沙的。

我看見她剛添上的第九個小人，正站在門里，看著我們。

我把證物袋往衣兜深處按了按。

紙角隔著布料硌住掌心，冰涼一片。

隔了幾層布，我仍覺得那九個小人貼著我的皮膚，一動不動地站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