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柜里的潘多拉
十一月二號，我錄完了最后一段語音。
我獨自坐在臥室的飄窗上，膝蓋上攤著那部用了兩年的舊手機。
窗外，瀾庭別墅的草坪一如既往地整齊平妥，午后的陽光毫無生氣地打在隔壁空置的獨棟上，晃得我眼睛生疼。
我撐著綿軟的身子，一點點把遮光窗簾拉得嚴絲合縫，將這滿地的日光死死隔絕在外。
“今天是最后一次了。錄了三個月，訓練數據應該足夠了。”
我對著手機沙啞地開口，嘴角甚至自嘲地往上勾了勾。
“你要是以后總說重復的話，就顯得我很沒文化?！?br>四周死寂，沒有人回應我。
我瘦得厲害，身上那件霧藍色的睡衣空蕩蕩地晃蕩著。
胃癌中晚期病人都會經歷這些，化療、嘔吐、暴瘦，把人折磨得不**樣。
無名指上的婚戒已經松垮垮地掛在指節上，我沒有甩，只是伸出右手，認命般地把戒指又往里推了推。
纏在戒指內圈的那層透明魚線，已經有些泛黃了。
緩了口氣，我繼續按下錄音鍵：
“我想說說結婚紀念日。第三年，我提前了一周提醒他。他當時在忙，只回了句‘知道了’。”
“后來我才知道，那天他在上海簽一筆很重要的并購協議?！?br>“最后，我自己去訂了法餐廳，一個人吃完了前兩道菜。侍應生走過來問我，要不要收掉對面的餐具?！?br>“我說不用，再等等。我一直等到了餐廳打烊?！?br>其實被忽略的，又何止是紀念日。
去年冬天我約胃鏡檢查，醫院規定必須要有家屬陪同簽字。
我坐在冰冷的走廊里打了三個電話。前兩個被無聲掛斷，第三個響了很久才接通，隨即被冰冷地掐斷。
很快，我收到一條短信：“在開會，找司機。”
那天下午，我在醫院走廊的長椅上坐了整整四個小時。
我死死攥著那張知情同意書，看著周遭人來人往、都有家屬噓寒問暖。
最后，我自己抖著手在空白處簽下了名字，關系欄那一項，我一筆一劃地填了“本人”。
后來老趙去機場接的人，根本不是為了我的病，而是為了那天剛回國的林依依。
我把這些年被傅景川忽略的、推遲的、冷落的細節，一條條、一字字地喂進眼前的算法模型里。
這個由我親手搭建的AI，就像把我最后一點殘存的力氣也揉進了面團。
“如果有人問起林小姐，你就說不認識。這樣比較像真的我。我從來不評論她，不是大度，是沒必要?！?br>錄完這句，我突然劇烈地咳嗽起來，胃里排山倒海般翻涌出熟悉的鈍痛。
我狼狽地彎下腰，死死壓住腹部，額頭抵在冰涼的膝蓋上，絕望地等待那陣刀絞般的痛楚過去。
傅景川給我的止痛藥就在床頭柜上放著，但我連看都沒看一眼。
下午三點，電腦屏幕上的進度條終于走到了盡頭。我跑完了最后一次訓練模型。
我拔掉數據線，插上充電器，直到確認舊手機的電量顯示為滿格。
接著，我打開備忘錄，將早已寫好的AI隱藏規則一條條敲進去：
機器人只在每天夜間十點至凌晨兩點自動激活；
首次觸發語設定為：“你終于肯跟我說話了”；
深度情感依戀模式隨用戶對話頻率逐級解鎖；
如果系統判定用戶完成“懺悔—崩潰—乞求”三個情感階段，自動調取根目錄隱藏視頻文件。
那個視頻，是我三天前在地下室拍的。
我深吸一口氣，點擊了保存，然后決絕地關上電腦。
充電器的指示燈亮起了代表充飽的綠光，舊手機的屏幕暗著，像一個沉默的、等待著被傅景川親手打開的潘多拉魔盒。
快遞員是在四點十分上門的。
我當著他的面，把手機和充電器仔細地放進紙盒，在收件人一欄填上了“景川集團，傅景川”。
快遞員掃了眼那三個字，又抬頭多看了我一眼——大約是看我臉色白得像鬼，但他最終什么也沒說，貼上快遞單便轉頭離開。
隨著防盜門“砰”的一聲合上，我脫力般地在玄關站了一會兒。
客廳的沙發上還凌亂地扔著那條薄毯，那是我化療回來后渾身發冷、經常蜷縮在里面取暖用的。
傅景川回過這里幾次，卻從來沒有問過我，為什么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