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了五年。

尸骨嵌在反詐中心三樓那面墻的混凝土里。

距離我丈夫的辦公桌，直線距離不到兩米。

五年來，他坐在那張椅子上簽發對我的通緝令，把我的照片釘在恥辱墻上。

對著所有人說我是叛徒、是蛀蟲、是整個反詐中心的恥辱。

而我就在他身后的那面墻里，聽著這一切，一動不能動。

殺我的人，現在是他的妻子。

她每天給他送午餐，坐在他對面溫柔地笑，用我曾經用過的杯子喝水。

他不知道的是——

那面墻，快要拆了。

......

我死了五年，一千八百二十六天。

我的尸骨就在反詐中心三樓那面承重墻的夾層里，距離我丈夫裴珩的辦公桌，不到兩米。

每天早上八點零三分，他準時推開辦公室的門，拉開椅子坐下。

我就在他背后那面墻里。

聽他打電話、開會、簽文件、訓下屬。

聽他偶爾沉默下來的時候，指尖敲桌面的聲音——一下，兩下，三下。

那是他想事情時的習慣，十年前在警校就是這樣，當年我趴在隔壁桌背單詞，總被他敲得心煩，沖他扔了一整本《刑事偵查學》過去。

他接住了書，順便接住了我。

后來我嫁給了他，成了反詐中心數據情報科的骨干分析師，他是分管副主任，再后來一路升到了主任。

那些年我們并肩追蹤過上百個電信**窩點，親手拆掉了三個跨國網絡**集團，戰友們都說我們是反詐中心的“黃金搭檔“。

可現在，那面墻里的我，早已不是黃金搭檔，而是被他親手釘在恥辱柱上的叛徒。

今天是周二，和過去一千八百二十五個日子沒什么不同。

唯一的區別是，三樓走廊里多了一群穿著藍色工裝的施工隊。

反詐中心大樓要進行抗震加固改造，整棟樓的承重墻都要做結構檢測，不達標的需要拆除重建。

裴珩的辦公室因此臨時搬到了五樓。

搬走之前，他站在門口回頭掃了一眼那面墻——我在的那面墻。

墻上掛著一幅大型案件偵破紀念合影，照片最右邊有一個被人用記號筆潦草劃掉的人影。

那是我。

他的目光在被劃掉的人影上停了不到半秒，轉身走了。

我的靈魂不受控制地跟著他飄出門去。

五年了，這股力量死死把我綁在他身邊，我去不了任何他不在的地方，連想多看一眼那面墻里的自己，都做不到。

上午十點，施工隊開始對三樓進行作業。

沖擊鉆的聲音從樓下傳上來，嗡嗡震著整棟樓。

裴珩坐在五樓臨時辦公室里批文件，表情和往常一樣，眉目冷峻，無懈可擊。

直到他的手機響了。

來電顯示是施工方現場負責人。

“裴主任，三樓A區那面墻我們打開之后，墻體夾層里發現了......好像是......“

對方的聲音在發抖。

“你說清楚。“

“骨頭。是人的骨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