簾拉了一半，外面的光照在床上，照在我右手那個放鐲子的盒子上。那個紅盒子安安靜靜地躺著，像個不知道任何事的嬰兒。
我的腦子在兩個念頭之間來回撞。
第一可能性——這鐲子是張婷的錢。林浩不知道從哪里搞來的錢，騙我，騙張婷，兩邊騙。那他為什么這么做？圖什么？
第二可能性——林浩還在別的地方借了錢。借了錢送我鐲子，然后騙張婷說是花她的錢。那錢呢？錢去哪了？
我站起身。去廚房倒了杯水。喝了一口，差點吐出來。忘了放冷水，接的是熱水壺里昨天的剩水。一股子鐵銹的甜。
我把杯子擱下。手在發抖。
冷靜。冷靜。
張婷說林浩月薪三千。三個月前他還找我借過三千。他不可能有存款。那兩萬塊從哪來的？
不是他的。不是張婷的。
那還能是誰的？
只有一個人。
我媽。
五 姐姐本分年
說起來好笑。我猜到是我**那一刻，我第一個反應不是憤怒。是一種說不出的——酸楚。
一種"果然還是這樣"的酸楚。
因為我太了解這個家是怎么運行的。在我家里，有一條不成文的法則——凡是林浩需要的、想要的、做不到的，總有人替他兜底。以前是我。后來是我媽。或者說——我和我媽一起。
從小到大。
我記得一件很小的事。我七歲那年，我媽從鎮上買回來一包大白兔奶糖。一共十二顆。她當著我和林浩的面拆開，分了八顆給林浩，給了我四顆。我說為什么弟弟比我多？媽說"你是姐姐，你讓著弟弟"。我說我不愛吃糖，那我不要了。媽說你看看你，就愛賭氣。
我不是不愛吃糖。我只是不喜歡那種——還沒吃就已經知道會少的那份。
十歲那年。學校里流行一種自動鉛筆，一塊五一支。我攢了一個星期的零花錢買了回來。第二天林浩說好看，想要一支。我說我只買了一支，你自己去買。他沒去買。他去找了我媽哭。我媽走過來，從我筆盒里把筆拿出來，塞進林浩手里。說"借你弟弟用兩天"。兩天以后，鉛筆已經不自動了。林浩把它丟在客廳地上，筆頭踩扁了。
十三歲。過年的壓歲錢。爺爺奶奶給了每人一百。我媽把錢收走，說"幫你們存著"。過完年我看見林浩在玩一個四十多塊的變形金剛。我問我媽，弟弟用壓歲錢買玩具了嗎？我媽說你那點小心思我還不知道？你就是嫉妒你弟。
我閉嘴了。
高中。我在縣城住校。每個月回家一趟。每次回去，我的房間總有東西少——衣服、**、帶鎖的日記本。不用問，是林浩進來翻過。有一次我發火了，我媽說"他是你弟，你計較這個干什么？"
大學四年。我每個月生活費八百。食堂里一葷一素就是十塊，我每頓飯只打一個葷菜，米飯拌菜湯吃。林浩在老家的三本院校學數控，一個月生活費兩千五。我媽說男孩子花錢的地方多。我說好。我從來不提。因為提了也沒用。只會得到一個標準的回復："你是姐姐。"
這二十多年來，我得到的從來不是愛。我得到的是"你是姐姐"這四個字。
那四個字不是一種稱呼。是一種義務。一種從出生那刻就被寫進戶口本里的、不可以反抗的債務。
大學畢業那年，我二十二歲。孤身一人來到省城。第一份工作月薪四千二。試用期三個月，試用期工資打八折——三千三百六。
我以為我終于可以為自己活了。
然后我媽打電話過來。
"曉曉，你工作了。你每個月要往家寄兩千塊。爸媽供你念書不容易，家里到處要用錢。你弟弟還沒畢業，以后還得靠你幫襯。"
我說好。掛了電話，我靠在出租屋的墻上，看著天花板上那道從窗邊一直裂到門口的縫。
那個月，我的房租是一千二。
四千二的月薪，到手三千七。寄回家兩千，剩一千七。一千二房租，五百塊錢活一個月。我算過。平均每天十六塊六。公交車來回四塊，中午在單位食堂吃最便宜的套餐八塊。早晚飯？早上一塊錢的饅頭，晚上煮清湯掛面。加一個雞蛋，切兩片火腿腸——就是大餐。
我這樣過了兩年。兩年里我沒有買過一件新衣服。沒有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