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我以為自己做了這輩子最正確的決定。
丈夫趙強滿臉是泥地沖進教室，嗓子啞得像破了的鑼，喊外面的救援繩只剩最后一根，只夠拉一個人。來學校視察的方主任還困在三樓，他說她是市里派下來的領導，不能出事。
教室里只剩我一個人，孩子們都已經提前撤走了。
我把繩子讓給了她。
三十秒后，泥石流灌進了教室。冰冷的泥水堵住了我的嘴和鼻子。
我死了。
我以為死了就是結局。直到我變成一縷誰也看不見的魂，飄出青崖村，飄過三百公里的山路，飄進趙強在臨江市新買的大平層。
客廳里，他把那個"困在三樓的方主任"按在真皮沙發上。她摟著他的脖子喊老公，他親著她的臉叫心肝。
我站在客廳正中間，以為自己在做夢。
但那兩個字太甜了，甜得像練了一萬遍。
我那一刻才知道，困在三樓的從來不是什么來視察的女領導，是他養了兩年的**。
我用命換來的，不是一個人的安全，是他們光明正大在一起的通行證。
三天后，我看到了一樣更可怕的東西。
趙強書房抽屜最底層，壓著一份保險單的復印件。投保人趙強，被保險人沈蕓，受益人趙強。保額二百萬。
投保日期，泥石流發生前整整六個月。
他從頭到尾算的不是一根繩子，是我這條命值多少錢。
但他漏算了一樣東西。
方婉寧那個游手好閑的親弟弟方志遠，已經開始盯上了這間大平層，盯上了這筆錢。
趙強還蒙在鼓里，正忙著用我的買命錢籌備他的喬遷之喜。
不過沒關系。
方志遠這個人，聞到錢味比狗都靈。
他既然盯上了，就絕不會輕易松嘴。
我現在什么都做不了，但我可以等。
死人有的是時間。
我叫沈蕓，1994年生人，在青崖村教了八年書。
從今天起，我要把我看到的每一件事情都記清楚。
從我和趙強認識的那一天開始。
我是在青崖村長大的。
這個地方你在地圖上放大五次都不一定能找到，掛在大山半腰上，像一顆快要掉還沒掉的牙。全村兩百多戶人，一半以上的壯勞力都出去打工了，留下來的是老人和孩子。
我爸沈德厚是青崖小學唯一的正式教師，教語文，兼教數學，兼教體育，兼管做飯。我媽在學校幫忙打雜，一個月補貼三百塊。
兩個人加起來的收入，勉強夠一家三口不餓肚子。
我爸經常說一句話："這地方窮，但不能讓孩子們的腦子也窮。"
我就是在這句話底下長大的。
2012年，我考上了師范大學。全村第一個本科生。
我爸站在村口的老槐樹下送我，手里攥著一個布口袋，里面是一萬四千塊錢，全是零碎票子。
"蕓蕓，到了外面好好學。"
"學完了，回來。"
他說"回來"兩個字的時候，聲音低了下去，像是不好意思提這個要求。
我知道他怕什么。他怕我像村里那些考出去的孩子一樣，出去了就再也不回來了。
我說好。
我說完就上了車，沒敢回頭看他。
我怕一回頭，就看見他偷偷擦眼角的樣子。
大學四年，我每個假期都回村里幫他上課。畢業那年，他身體已經很差了，肺上有毛病，查出來的時候已經看不了了。
我回來了。
我媽在我回來的第二年也走了，走得很安靜，睡著睡著就沒氣了。
學校只剩我一個人。
一個老師，三十七個學生，從一年級到五年級擠在兩間教室里。
我一個人排課、上課、改作業、做午飯、修桌椅、通馬桶。
下雨天還要去挨家挨戶地走，看看哪個孩子的房頂漏了，哪個孩子的路沖斷了。
青崖村到鎮上，步行要走四個小時。騎摩托一個半小時，前提是路沒塌。
我每個月騎摩托去鎮上買一次教材和糧食，來回走的是懸崖邊上一條不到一米寬的土路。
有一次下過雨路滑，我摩托車打滑差點沖下山溝，左小腿擦掉了一塊皮，到現在還有疤。
我從來沒想過要離開。
這里的孩子沒有別人了，只有我。
我走了，這個學校就沒了。
學校沒了，這些孩子就真的沒有出路了。
就是在這種日子里，我認識了趙強。
2016年的秋天，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