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年輕人特有的、對前輩的嚴謹既佩服又覺得有點過頭的笑。“您覺得有污染那就是有污染，我幫您重新提。”
鐘藍沒有笑。她很少笑。不是因為她不快樂，而是因為她長期處在一個不需要面部表情的環境里。在深海，在科考船上，在數據和儀器之間，表情是一種多余的能量消耗。她把這部分能量省下來，用在別的地方。
下午五點，冷空氣比預報的來得更早。風浪開始明顯加大，船體搖晃的幅度從兩度增加到五度，又增加到八度。鐘藍在實驗室里已經有些站不穩了，她把樣本瓶一一旋緊，放進恒溫箱，然后扶著墻壁走回了自己的艙室。
艙室很小，大約六平方米，一張單人床、一個折疊桌、一個嵌入式的衣柜。桌子上放著她父親年輕時的照片——黑白的，邊角發黃，照片里的鐘衛國穿著白色襯衫，站在一艘船的甲板上，海風把頭發吹得亂七八糟，但他笑得很開心。
鐘藍每次出海都會帶這張照片。二十三年了，這張照片跟著她走過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下過馬里亞納海溝，到過南極高緯度海域。她覺得父親一直在某個地方看著她，不是用靈魂的那種看著，而是用某種更物質的、更科學的方式——比如，她身體里的每一個原子，都曾經是他身體里的原子。物理學早就證明了這一點。
晚上七點，風浪達到六級。船體橫搖超過十五度，人在艙室里走路必須像醉漢一樣左右搖擺才能保持平衡。廣播里陳牧的聲音依然沉穩：“全體人員注意，目前陣風達到九級，有效波高四米。所有人待在艙室內，不要到甲板上去。”
鐘藍躺在床鋪上，用安全帶把自己固定住，手里拿著一本舊版的《海洋沉積物地球化學》，翻到折角的那一頁。她其實不是在看書，她是在等一個時間——晚上九點十七分。
每天晚上九點十七分，她會給一個人打電話。
那個人叫鐘衛國。
不是活著的鐘衛國，是死去的鐘衛國。三十年前，鐘衛國在最后一次下潛前，給他的妻子——鐘藍的媽媽——打過一個電話。那個電話持續了十一分鐘，內容是鐘衛國對妻子和女兒的叮囑，語氣平靜得不像一個即將赴死的人。那個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