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從北大荒回到城里。
兜里七塊三毛錢，一條破棉褲，一雙露腳趾的解放鞋。
我媽看見我，哭得直抖。
“建國，你咋瘦成這樣了……”
我沒說話。
瘦？那是餓的。北大荒零下四十度的冬天，一天兩個窩頭，還得扛兩百斤的木頭走十里山路。
不瘦才怪。
我爸坐在堂屋里，悶頭抽旱煙，半天憋出一句：“回來就好。”
回來是好，可回來也得吃飯。
我在街道辦登了記，分配工作遙遙無期。我媽在紡織廠，一個月工資十八塊五，養活一家四口，連咸菜都得省著吃。
我弟建軍，比我**歲，在機械廠當學徒，一個月補貼八塊錢。
他看我回來，臉上閃過一絲不自在。
“哥，家里地方小，你先跟我擠擠。”
我說行。
那張一米二的木板床，兩個大男人躺上去，翻個身都難。
建軍半夜嘟囔了一句：“哥，你那呼嚕打得跟拖拉機似的。”
我沒接話。
在北大荒，我睡過雪地，睡過牛棚，睡過零下三十度的帳篷。
一米二的床，對我來說已經是天堂。
我在家待了半個月，實在坐不住了。
每天看我媽數著糧票算計柴米油鹽，心里跟刀割似的。
我找了個破鐵桶，又弄了幾十斤紅薯，在南市口的街角支了個攤。
烤紅薯。
一毛錢一個，兩毛錢一個大的。
第一天賣了八毛錢。
我媽接過錢的時候，手都在抖。
“建國……”
“媽，沒事，我能養活自己。”
我媽背過身去，肩膀一抽一抽的。
日子就這么過。
春天賣烤紅薯，夏天改賣冰棍，秋天再賣紅薯，冬天就靠一個破鐵桶取暖，蹲在街角等生意。
南市口那條街，來來往往都是人。
騎自行車的工人，背書包的學生，拎菜籃子的大媽。
誰也不會多看我一眼。
一個烤紅薯的，有什么好看的？
我鄰居王嬸，那嘴跟刀子似的。
“哎喲，**老大回來了？在北大荒待了五年，連個正經工作都沒混上？”
我笑笑，沒說話。
“我家小虎，上個月進了鋼鐵廠，正式工！一個月三十二塊！”
她故意提高了嗓門，生怕全院聽不見。
我還是笑笑。
我媽在屋里聽見了，出來想說什么，被我攔住了。
“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