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成絕望的形狀。但在畫面的正中央，一朵玫瑰正在盛開。
花瓣是白色的，上面沾著紅色的東西——是血。
我盯著那幅畫，心臟猛地縮緊。
這幅畫我見過。
“陸晚棠……”我重復這個名字，“她和陸硯舟什么關系？”
顧行舟沒有回答。
“三個月。”他只說了這三個字。
我回到臨時租住的地下室，把照片釘在墻上，開始畫時間軸。
陸晚棠，女性畫家，二十年前活躍于歐洲畫壇，作品風格以“絕望中的希望”著稱。《廢墟上的玫瑰》是她最后一件作品，創作于她**前一個月。
畫作完成后不久失竊，從此下落不明。
二十年過去了，沒有人找到過它。
為什么顧行舟覺得我能找到？
我把照片翻過來，背面貼著一張便利貼，上面只有一行字——
“最后一次出現：日內瓦，2019年秋，私人晚宴。”
三天后，我飛到了日內瓦。
錢是借的——我在網上借了***，年化利率35%，但我沒得選。弟弟在看守所，蘇念晚在笑，陸硯舟在恨我。
我必須在三個月內找到那幅畫。
日內瓦的行程用了我兩周時間。
我跑了七家畫廊、三家拍賣行、兩個私人收藏館，沒有人承認見過《廢墟上的玫瑰》。有人聽說過它，但只是聽說過，像聽說一個都市傳說。
第三周，我在一家古董店的角落里發現了一張照片。
照片很舊，邊角發黃，拍的是一個私人酒會。人群中央站著一個中年男人，舉著酒杯在笑。他身后的墻上，掛著一幅畫。
雖然模糊，但我認出了那朵沾血的玫瑰。
“這張照片哪兒來的？”我問店主。
店主是個老頭，法語口音很重：“很多年前了，是一個客人落下的。”
“這個客人是誰？”
“不記得了。”
我從包里掏出所有的現金，五千歐元，全拍在桌上。
老頭看了我一眼，從抽屜里翻出一本破舊的筆記本：“我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在哪兒。”
筆記本上寫著一個名字：Philippe Moreau。
最后三周，我查遍了所有叫Philippe Moreau的人。
瑞士有四百三十七個。
我排除了女性、未成年人、八十歲以上老人，還剩一百八十二個。我一家一家打電話，冒充藝術雜志記者，問同樣的問題——
“您是否有收藏一幅名為《廢墟上的玫瑰》的畫？”
大多數人直接掛斷。少數人會說“沒有”。只有一個男人沉默了三秒，然后問：“你是誰？”
我飛到了洛桑。
Philippe Moreau的別墅在湖邊，白色的房子，藍色的百葉窗，花園里種滿了玫瑰。
我按響門鈴。
他開門的時候，手里還拿著畫筆。六十多歲，頭發花白，但眼神很銳利。
“你是那個打電話的記者？”
“我不是記者。”我深吸一口氣，“我是來找那幅畫的。”
他看了我很久，然后側身讓開了門。
客廳的壁爐上方，掛著那幅畫。
真跡。
火焰在燃燒，玫瑰在滴血。照片拍不出它的萬分之一。這幅畫有一種魔力，讓人移不開眼，也讓人的心一點一點沉下去。
“這幅畫不賣。”Philippe說。
“我不要畫。”我轉過頭看著他，“我只想知道，為什么是您？這幅畫失竊了二十年，為什么在您手里？”
他沉默了很久，倒了兩杯威士忌，遞給我一杯。
“陸晚棠是我的朋友。”他喝了一口酒，聲音變低了，“她把畫送給我的，在她**前一個月。”
“她讓我好好保管，說這是她這輩子最好的作品，但她不想讓它留在陸家。”
“為什么？”
Philippe看著那幅畫，眼神很復雜：“因為那幅畫里，藏著一個秘密。一個關于她兒子的秘密。”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什么秘密？”
“她沒說。”他搖搖頭，“她只是說，‘有一天，會有人來找這幅畫。那個人會需要它，不是為了畫本身，而是為了畫背后的真相。’”
我的手機響了，是顧行舟發來的消息。
“三個月到了。”
我回復：“找到了。”
那邊沉默了幾秒。
然后是一行字：“帶回來。你弟弟的事，我來解決。”
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