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

劉建民跪在電梯里，額頭抵著冰涼的玻璃，嚎得像頭野獸。

四十分鐘后維修工撬開門，李芳抱著沒氣的女兒呆坐在地上，眼睛直勾勾的，不哭也不鬧，跟個人偶一樣。

劉建民站起來，一聲不響走了出去。

路過一樓，周秀蘭家門關著，里頭戲曲頻道咿咿呀呀，伴奏的鼓聲。

咚咚響。不緊不慢的。

第二天，劉小朵死在電梯里的事，跟個**似的被扔進業主群。

群里炸了，所有人都冒了出來，一個比一個義憤，一個比一個悲痛，好像昨天冷眼旁觀的是另一群人。

“太慘了，小朵才五歲啊……”

“電梯公司滾出來！什么破質量！才十來天就壞！”

“物業吃干飯的？緊急呼叫為啥沒人接？”

“必須追責！這是重大安全事故！”

他們得把火撒出去，撒給電梯公司，撒給物業，撒給誰都不能撒自己身上。

但有一個人，他們不敢罵。

不但不敢罵，連提都不敢提。

因為周秀蘭本身就很強勢，沒人敢惹。

而且那天她啥也沒干。她就待自己家里，拉上了自家窗簾。她沒義務救人，也沒能力救人，一個七十多歲的老**能干啥？徒手撬電梯？飛檐走壁上去救人？

她啥都沒做錯。

可這偏偏是所有人最恨的地方。

他們恨她的平靜，恨她的沉默，恨那扇拉得嚴嚴實實的窗簾，恨她那天下午照常切菜做飯聽戲，跟啥也沒發生過似的。

那種平靜比任何詛咒都毒，比任何報復都狠。

像面鏡子，把所有人的不堪照得清清楚楚，一個也跑不了。

更讓人心里發毛的是另一檔事，她拉窗簾前，到底知不知道那孩子要死了？

不知道？那只是湊巧。

知道？她明看見一個五歲的孩子在電梯里窒息，卻選擇了視而不見，那她跟那天樓上的每一個人，有什么區別？

沒人敢往下想。想想都心虛！

事兒很快上了網，同城熱搜。記者來采訪，樓上住戶口徑賊統一：“事后才知道的，當時不在家。我打物業電話了，占線，我也急啊。我一個老人能有啥辦法？”

周秀蘭那邊，記者沒去采訪。說不上為啥，所有人都覺著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