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件事。她的同事陳瑤說：“成年人哪有那么多情緒傷春悲秋，就是干活、吃飯、睡覺。”她說這句話的時候正在啃一包餅干當午飯，眼睛沒離開屏幕上正在改的稿子，餅干渣掉在鍵盤縫隙里，她看都沒看一眼。
許子苓問她：“你最近一次覺得特別開心是什么時候？”
“開心？”陳瑤想了想，“今天上午我的鍵盤縫里還沒卡餅干渣的時候。”
“那是調侃。”
“對，就是調侃。因為我不記得了。”
所以許子苓想，這也許只是一個階段。社會化必要的適者生存。她只是提前進入了大多數都市人最終都會到達的狀態：足夠冷靜、足夠麻木、足夠自保。她甚至從沒覺得這是什么需要治療的病。她只是——不再痛了而已。
她只是被鈍化的刀刃。還能切，但不割人。
改變發生在清明節。
她回老家給母親掃墓。她站在那塊灰白花崗巖墓碑前，把枯掉的花換下來，拿抹布把碑面上的塵土擦干凈。父親站在她身后，背比去年更彎，手里捏著一支沒點的煙，捏了很久沒抽，生把濾嘴捏變了形。
三年前的清明許子苓來過。那天她下很大決心要在母親墓前說點什么，但她一個字也沒想出來。那些可以說的東西她都不想說。“我們今年拿了部門先進”，“爸身體挺好”，“我也挺好”——母親在世時最討厭她報喜不報憂。
三年后的今天她還是沒想到要說什么。而這次不一樣的是，她開始仔細地審視自己的無能為力：這算是種病嗎，還是人類在適應現代性的過程里遲早會抵達的無障礙模式？
很久之后父親先開了口。
“下個月我去辦退休。”
“嗯。”
“**要是還在，也該退了。”
“嗯。”
父親沒再說話。他把那支捏得變了形的煙慢慢撕開，煙絲從濾嘴的斷面里灑出來，被風卷到墓碑前的石板上，又吹散了。
然后她把墳前的事做完，回到A市繼續上班。一切如常。她打了卡、寫了稿、在選題會上和新來的實習生說話，在茶水間和同事討論周末搬家哪家更劃算。
只是在某個晚上，她打開采訪錄音準備整理，忽然發現那段帶風聲的音頻文件旁邊多了一個不明文件夾。她點開，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