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陶國平，在老街開鐘表鋪。

鋪子里到處是鐘。

墻上掛的，柜上擺的，抽屜里塞的，窗臺上碼的。

德國的瑞士的老上海的，我都修。

門口還擺著一只老座鐘，柚木殼子，銅擺錘，走了一百年還準。

每一只修好的鐘，時間都停在3:7。

你進來問幾點，3:7。

不管什么時候來。

3月7號下午三點十七分，我接到電話說陶燕從陽臺掉下去了。

我對著話筒愣了三秒，那邊又報了一遍時間：3:7。

我認準了，3:7就是案發時間。

鐘停在那，現場就還在。

我女兒陶燕，十歲，從五樓陽臺掉下去。

我在對街買螺絲，有人喊我接電話——街角公用電話打來的，跑回去，墻上那面掛鐘停了——后來我跟自己說那是停電了。

我把掛鐘摘了，紅布裹上，擱在工作臺最里面，再沒打開過。

陶燕怕高。

她從來不靠近陽臺，每次路過都貼著墻根走。

我跟警方說了，他們說小孩子好奇很正常。

我說她不好奇，她怕。

沒人信我。

現場勘查沒有外力痕跡，老樓沒監控。

定性為意外。

我簽了字。

從那以后每修一只鐘，我在3:7停住它。

幾十只鐘，全停在3:7。

滿屋子的鐘沒有一只在走，3:7就被焊死在這里。

我靠修鐘活著。

也靠3:7活著。

亢嬸來取鐘，她上禮拜送來的那面小方鐘，修好了，停在3:7。

她拿鐘的時候掃了一眼鋪子，嘴巴抿了一下，沒說話。

我找零錢給她，她接過去，走了。

隔壁五金店的刁滿倉從門口經過，習慣性探頭喊了一聲老陶，我嗯了一下，沒接話，他就走了。

下午，門推開了。

一個三十來歲的女人，黑裙子，手里攥著一只舊懷表。

表殼磨得發白，銅邊長了綠銹。

她進門的時候掃了一眼滿墻停著的鐘，目光在那些指針上停了一下——全是3:7。

我接過來。

手指碰到表殼，涼的。

翻開表蓋——內側刻著兩個字。

陶燕。

我握表的手緊了一下。

又松開。

呼吸卡了一拍。

那兩個字刻得淺，筆畫歪，"燕"字的四點底最后一筆拖長了。

陶燕用鉛筆寫了自己的名字讓刻字攤照著刻，刻字的人手不穩，最后一筆跟著拖了——跟她在作業本上寫的一模一樣。

"哪兒來的？

"我說。

“我父親的遺物。

他三年前走的。”

“他叫什么？”

“鄔德厚。”

鄔德厚。

我在腦子里翻了一圈，這個名字在我記憶里的某個角落——我翻找了一下，沒翻出來。

"這種型號修起來有些復雜。

"我說，“修好了我打給你。

留個電話。”

她寫了電話，點頭，走了。

門關上。

鋪子里又只剩我和幾十只全停在3:7的鐘。

我把懷表放在工作臺上，表蓋敞著，"陶燕"兩個字朝上。

鄔德厚？

我又翻了一遍。

翻到了。

六樓。

樓上住戶。

我搬走二十年了。

但鄔德厚住在樓上這件事，現在想起來了。

陶燕出事那天，我去敲門，沒人開。

警方也敲了，也沒人開。

登記的是"外出，未取得聯系"。

但鄔德厚在家。

他一定在家。

六樓陽臺正對著五樓陽臺，一個人從五樓掉下去，六樓應該聽得到。

他不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