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的時候，電腦屏幕還亮著。
公司工位上的泡面盒還沒扔，顯示器右下角的時間跳成10:04。我三十五歲，加了一夜班，最后死在一張每個月四千八的工位上。
屏幕上是上午十點零三分的數據報表，光標停在第三行，一閃一閃，像在等我把它改完。我趴下去想緩一緩，胸口那陣絞痛沒給我機會。再睜眼，眼前一片白——不是醫院的天花板，是日光燈管，嗡嗡地響，白得晃眼。
我趴在一摞課本上。
鼻尖底下是油墨味，混著粉筆灰和六月的汗味。黑板在我正前方，紅粉筆寫的倒計時，只剩最后一行：距離高考還有1天。我盯著那行字看了很久，久到前桌的女生回頭瞪我一眼，小聲說：“趙奕卿，你睡糊涂了？”
趙奕卿。這個名字，三十五年里沒人再叫過。
我沒理她，先把手抬起來看。手背沒有輸液針眼，皮膚是十七八歲才有的那種緊，指節上還留著握筆磨出來的薄繭。我摸了摸臉，又摸了摸頭發——短，硬，后腦勺還帶著學校理發店推的寸頭。課桌右上角刻著一行字，我自己的筆跡：趙奕卿，別慫。
我認出來了。2012年6月6日，晚自習，縣一中高三（7）班。
我從褲兜里摸出手機。諾基亞E63，屏幕上有條未讀消息：**空間，有人給我留了言——“明天一起加油！”我看著那個亮著頭像看了半天，又確認了一遍：2012年，不是夢。
教室后排有人還在背書，聲音壓得很低，像念經。前排有人趴在桌上，肩膀一抽一抽的——不知道是哭還是笑。高考前一夜的教室，什么味道都有：風油精、辣條、沒洗的球鞋，還有那種說不清道不明的慌。
窗外的天還沒黑透，操場上有人踢球，喊聲隔著玻璃傳進來，悶悶的。走廊里值日生拖地，水聲一下一下，拖得很慢。我攥著那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擬》，手指頭有點抖——不是怕，是太多年沒摸過這種紙了。
三十五歲那年的賬，我記得太清楚。山東自考，自考本科，簡歷上“全日制”三個字卡了我六年。六年，我投了四百多份簡歷，能進面試的，一只手數得過來。三十五歲，小公司數據分析師，無房無車無家，出租屋的冰箱里只有過期的速凍餃子和一箱泡面。
我死在周五。周六本來約了一個客戶看數據方案，手機通訊錄里存著十七個“經理”，沒有一個會打來問我怎么沒到。
我記得最清楚的一次，是投了一家做電商數據的小公司，筆試過了，面試聊了四十分鐘，HR什么都滿意，最后看了一眼我的學歷欄，說：“趙先生，我們這邊要求全日制本科。”我那天在樓下站了十分鐘，把簡歷揉成一團，又展平，塞回包里。
最親的哥哥趙奕川，十三歲輟學，蹲在院子里抽了半包煙，跟我說“哥不讀了”。那年他蹲在院門口，煙頭一明一滅，我站在窗后頭，沒敢出去。
我把臉埋進胳膊里，深呼吸了三次。粉筆灰嗆進鼻子里，我打了個噴嚏，反而清醒了。
同桌的筆盒里插著一支晨光中性筆，筆帽上印著“高考必勝”四個字，褪色了。我看著那支筆，想起前世我也有一支一模一樣的，后來不知道丟哪兒去了。
我想起來今年夏天會發生什么了。父親會接一個不該他接的活——廠里新進那臺機器，師傅不在，工頭讓他頂上去。他頂了，機器咬了他的腿。廠里賠三萬塊了事，那三萬，后來一半填了我的自考學費。前世我拿著那筆錢，走了一條越走越窄的路。
“趙奕卿！”語文老師敲了敲講臺，“回神了。”
我抬起頭：“老師，明天幾點開考？”
“八點五十進場。”她看了我一眼，“準考證帶了嗎？”
我低頭翻了翻書包，摸到那張薄薄的準考證。照片上的人十七歲，嘴角繃著，像隨時要跟誰吵架。我把準考證放回去，笑了。
準考證上貼著我的照片，一寸的，頭發支棱著，像個刺猬。我端詳了一會兒，心想：小伙子，你大概不知道，你往后三十五年，都在為今天這一場**還債。
老師沒再理我。同桌陳大龍湊過來，壓低聲音：“你笑啥？明天就考了。”
“考完請你吃牛肉面。”
“六塊一碗呢！”他瞪圓了眼，“你哪來的錢？”
“贏來的。”
他沒聽懂，我也沒解釋。我沒法跟他說，贏來的錢是從哪兒贏的。我在心里又給自己劃了一條線：只押記得最死的那一場，別的，一概不碰。規矩還是規矩，只是邊界，我自己定。
我抬頭看著黑板上的倒計時，把記得的東西過了一遍：歐洲杯決賽四比零，二零一四年世界杯德國七比一巴西，比特幣，茅臺，二零一五年股災，二零二零年口罩。零零碎碎，像一摞泡了水的紙，有的字清楚，有的字糊成一團。
我記得比特幣會漲，記不清最高點在哪一年；記得疫情會來，記不清它先從哪里開始。這些答案像隔著毛玻璃看燈，知道有光，看不清形狀。
我記得歐洲杯決賽是四比零，可半決賽誰跟誰踢的，我死活想不起來。前世我賭過一場球，押錯了，輸掉半個月工資。從那以后我告訴自己：知道的答案，未必是真的答案。
我知道的答案不少。可前世那些答案，一樣都沒救得了我。這一世不一樣——這一世，我是回來補考的。補考的不光是明天那場試，是這輩子的每一道題。
前世陳大龍沒考上，也沒復讀，第二年跟著親戚去了南方，進廠。后來我在縣城見過他一次，他開了輛舊面包車跑出租，遞給我一根煙，說“趙奕卿，聽說你混得不錯”。我混得不好，可我沒法跟他說。
晚自習下課鈴響的時候，天徹底黑了。我背著書包往外走，穿過操場，走到校門口。路燈底下站著一個人，自行車后座綁著一袋米，正低頭看手機——諾基亞，屏幕幽幽地亮著。
他把手機舉起來，湊得很近——屏幕亮度調到最低，怕費電。2012年的縣城，一塊電池撐不過一天，充電器插頭松了，要墊著紙才能充上。
我哥。十三歲輟學，十七歲就在縣城扛活的趙奕川。他比前世記憶里的樣子年輕太多，褲腿卷著，鞋上沾著水泥點子，一雙手粗得像砂紙。他看見我，把手機揣進兜里，笑了笑：“考完再說，走，回家吃飯。媽燉了雞。”
我站在校門口，看著他被路燈拉長的影子，喉嚨里像堵了一團棉花。
“哥。”我叫了一聲。
“嗯？”
“沒事。”我走過去，把車把從他手里接過來。
他愣了愣，沒問什么事，把米袋換到左手，右手在褲腿上蹭了兩下，才伸過來：“書包給我。”
“不用，不沉。”
“給我。”他說。
我把書包遞過去。他挎在肩上，跟在我旁邊走：“行，先回家。”
路燈在我們頭頂一閃，滅掉半條街。我哥沒停，就著剩下那半條街的光往前走，影子在我前頭，一晃一晃的。
我推著自行車往前走。身后是縣一中亮著燈的教室，頭頂是2012年6月的夜空。我知道明天那場**我考不好——可我也知道，這輩子，我不打算再被那三個字卡住了。
晚自習的燈一排一排滅下去。我沒有回頭。
我盯著前頭那個一晃一晃的影子，心里想的不是明天的卷子，是另一件事：廠里那臺月底要進的新機器。前世它咬了我爸一條腿。這一次，我得在它進廠之前，想出一個攔得住他的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