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夏天，南下的火車悶熱如蒸籠，汗味與泡面味交織。
我將珍貴的臥鋪票讓給一位臉色蒼白的孕婦，她牽著怯生生的兒子，眼底滿是疲憊與感激。
她堅持補我差價，我推辭了，只收下她硬塞來的一個蘋果和兩個煮雞蛋。
臨下車前，她從筆記本上匆匆撕下一頁，寫下地址，又取出一個封好的信封，鄭重地塞進我手里。
“小兄弟，你心善，會有好報的。我叫周桂芳，住在深港市府路的經貿委家屬院。這封信你收好，到了那邊要是真遇上過不去的坎，就拿著它來找我?！?br>她頓了頓：“我丈夫在區經貿委工作，興許……興許能幫上點小忙。記住，最好是半年以后。”
我道了謝，隨手將紙條和信夾進隨身的技術書里，并未當真。
一個遙遠單位的名頭，一句模糊的承諾，在洶涌的南下人潮和現實的生存壓力面前，顯得那么輕飄而不切實際。
我那時絕不會想到，這張輕飄飄的紙條和那封從未拆開的信，會在半年后，將我這個走投無路的異鄉青年，猛然推進一個足以改寫命運的漩渦中心。
01
一九九三年的夏天，開往南方的綠皮火車里悶熱得像個蒸籠，混雜著汗味、泡面味和劣質**的氣息。
我叫林海，二十五歲，懷里緊緊揣著父親費了好大勁才弄到的一張臥鋪票。
帆布包里除了幾件換洗衣服，就只有一本翻爛了的《無線電原理》和廠里開的停薪留職證明。
我原來在寧州第一紡織廠做設備維護，可廠子效益一天不如一天，機器停了，人心也散了。
南邊吹來的風越來越熱，像是催著人往外走，深港那個傳說中處處是機會的地方，成了我全部的希望。
車廂連接處擠滿了人，連落腳都困難。
我正小心地護著包，一個帶著疲憊和懇求的聲音在旁邊響起。
“小同志，能跟你商量個事兒嗎？”
我轉過頭，看見一位臉色不太好的大姐，穿著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肚子微微隆起，手里還牽著一個瘦瘦小小、躲在她身后的男孩。
她額頭上都是細密的汗珠，眼神里透著焦慮和無奈。
“大姐，您說。”我下意識地扶了一下她的胳膊。
她喘了口氣，聲音有些急切：“我回深港，只買到硬座，孩子爸工作忙，沒法來接，你看我這身子，實在怕撐不住這幾十個鐘頭，我問了一圈，就你一個年輕同志看著面善，我想用我的座位跟你換這個臥鋪，差價我補給你，再多給你十五塊錢，你看成嗎？”
十五塊錢，在當時能頂我小半個月的伙食費。
旁邊幾個乘客看了過來，眼神里帶著好奇和某種說不清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