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老公騙我給男童配型,我指著血型單讓他滾
鄭宏偉把那份配型報告推到我面前的時候,我剛下手術,手套還沒來得及摘。
手術室門口的氣味還留在鼻腔里,消毒水和橡膠混在一起,酸澀得很。
他說:"曉萍,你看一下,孩子情況很緊急,你是目前唯一配上的供體。"
我低頭掃了一眼報告。
就是這一眼,我停住了。
配型科的趙醫生站在旁邊,已經開口了:"林主任,概率非常高,除了您以外,暫時沒找到第二個合適的供體,那個孩子的情況真的很不好,您要是愿意,越快越好。"
我沒接話。
我把那份報告重新拿起來,盯著中間那行數據,看了足足十秒鐘。
"趙醫生,等一下。"我開口,"這個血型數據,你有沒有覺得哪里不對?"
趙醫生愣了,轉頭看我。
鄭宏偉在旁邊說:"曉萍,你剛下手術,是不是太累了?這份報告趙醫生看過的,沒有問題。"
我把手指停在那行數據下面,把報告遞給趙醫生,說了一個字:"看。"
趙醫生低頭,盯著我指的地方,盯了足足五秒鐘。
然后他抬起頭,看向我,嘴唇動了一下,說了三個字。
那三個字讓鄭宏偉臉上的溫柔當場裂了一道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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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林曉萍,今年三十七歲,在江城市第一人民醫院婦產科做主任醫師。
說出這個職位,大部分人會點頭表示聽說過,然后順帶說一句:那一定很忙。
我答:是,很忙。
這兩個字背后的意思我不細說,他們也不一定想聽。
我和鄭宏偉是十年前在一場公益活動上認識的。
那時候我是醫院里的住院醫,他是省里一家公益基金會的創始人。
基金會的名字叫"同心公益",做的是農村地區兒童醫療援助,他是發起人,也是主要出資人。
他到醫院來談合作,穿著一件白色襯衫,戴著細框眼鏡,說話溫聲細語,條理清楚,講到基金會救治的第一個孩子時,停頓了一下,說那個孩子叫小虎,腹腔里長了腫瘤,家里沒錢做手術,就是因為基金會才活下來的。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鏡后面的眼神是認真的。
我當時覺得,這個人是真的在做事。
我們從公益活動開始交集,后來越走越近,兩年后領了證,在酒店擺了十幾桌,正式成了夫妻。
婚后的頭幾年,日子過得算是順當。
他管他的基金會,我管我的手術室,各自忙各自的,不爭吵,不拌嘴,逢年過節一起去父母那里,逢到雙方聚會,他站在那里有面子,我站在他旁邊不丟臉,算是相安無事。
孩子的事,我們談過幾次,每次談到最后都沒結果。
他說他不著急,說等我的工作穩定一點再說,說他愿意等我。
我當時覺得這是體貼。
現在想起來,他大概是另有打算的。
我們結婚第三年,我評上了副主任醫師。
第五年,我評上了主任。
升職那天,他在家里擺了一桌菜,給我倒了一杯紅酒,說:"曉萍,你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女人,我很驕傲。"
我接過那杯酒,笑了笑,說:"是嗎,那你也得加把勁。"
他也跟著笑。
那頓飯吃得很融洽。
現在想,那也許是我們夫妻之間最后一頓真正輕松的飯。
那之后,事情開始慢慢變了。
先是他的手機。
他以前接電話從不特意走開,客廳里接,飯桌上接,我在邊上他也不回避。
大概從第六年開始,他接電話開始往房間里走,有時候進臥室,有時候出去到樓道里,聲音壓得很低。
我問過一次,他說是基金會的事,出資人那邊有些說不好的數字。
我沒追問。
然后是他的時間。
加班變多了,出差變多了,有時候說去市里談合作,有時候說去省城匯報工作,回來的時候帶著一身外面的氣息,臉上掛著我越來越看不懂的表情。
我那時候忙,真的很忙,醫院里的事排得滿,科室的事壓著,有時候連續三四天每天睡不足五個小時,根本騰不出精力去細想那些事。
但有些東西,是刻在職業里的。
我做了十幾年婦產科,見過太多在
手術室門口的氣味還留在鼻腔里,消毒水和橡膠混在一起,酸澀得很。
他說:"曉萍,你看一下,孩子情況很緊急,你是目前唯一配上的供體。"
我低頭掃了一眼報告。
就是這一眼,我停住了。
配型科的趙醫生站在旁邊,已經開口了:"林主任,概率非常高,除了您以外,暫時沒找到第二個合適的供體,那個孩子的情況真的很不好,您要是愿意,越快越好。"
我沒接話。
我把那份報告重新拿起來,盯著中間那行數據,看了足足十秒鐘。
"趙醫生,等一下。"我開口,"這個血型數據,你有沒有覺得哪里不對?"
趙醫生愣了,轉頭看我。
鄭宏偉在旁邊說:"曉萍,你剛下手術,是不是太累了?這份報告趙醫生看過的,沒有問題。"
我把手指停在那行數據下面,把報告遞給趙醫生,說了一個字:"看。"
趙醫生低頭,盯著我指的地方,盯了足足五秒鐘。
然后他抬起頭,看向我,嘴唇動了一下,說了三個字。
那三個字讓鄭宏偉臉上的溫柔當場裂了一道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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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林曉萍,今年三十七歲,在江城市第一人民醫院婦產科做主任醫師。
說出這個職位,大部分人會點頭表示聽說過,然后順帶說一句:那一定很忙。
我答:是,很忙。
這兩個字背后的意思我不細說,他們也不一定想聽。
我和鄭宏偉是十年前在一場公益活動上認識的。
那時候我是醫院里的住院醫,他是省里一家公益基金會的創始人。
基金會的名字叫"同心公益",做的是農村地區兒童醫療援助,他是發起人,也是主要出資人。
他到醫院來談合作,穿著一件白色襯衫,戴著細框眼鏡,說話溫聲細語,條理清楚,講到基金會救治的第一個孩子時,停頓了一下,說那個孩子叫小虎,腹腔里長了腫瘤,家里沒錢做手術,就是因為基金會才活下來的。
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鏡后面的眼神是認真的。
我當時覺得,這個人是真的在做事。
我們從公益活動開始交集,后來越走越近,兩年后領了證,在酒店擺了十幾桌,正式成了夫妻。
婚后的頭幾年,日子過得算是順當。
他管他的基金會,我管我的手術室,各自忙各自的,不爭吵,不拌嘴,逢年過節一起去父母那里,逢到雙方聚會,他站在那里有面子,我站在他旁邊不丟臉,算是相安無事。
孩子的事,我們談過幾次,每次談到最后都沒結果。
他說他不著急,說等我的工作穩定一點再說,說他愿意等我。
我當時覺得這是體貼。
現在想起來,他大概是另有打算的。
我們結婚第三年,我評上了副主任醫師。
第五年,我評上了主任。
升職那天,他在家里擺了一桌菜,給我倒了一杯紅酒,說:"曉萍,你是我見過最厲害的女人,我很驕傲。"
我接過那杯酒,笑了笑,說:"是嗎,那你也得加把勁。"
他也跟著笑。
那頓飯吃得很融洽。
現在想,那也許是我們夫妻之間最后一頓真正輕松的飯。
那之后,事情開始慢慢變了。
先是他的手機。
他以前接電話從不特意走開,客廳里接,飯桌上接,我在邊上他也不回避。
大概從第六年開始,他接電話開始往房間里走,有時候進臥室,有時候出去到樓道里,聲音壓得很低。
我問過一次,他說是基金會的事,出資人那邊有些說不好的數字。
我沒追問。
然后是他的時間。
加班變多了,出差變多了,有時候說去市里談合作,有時候說去省城匯報工作,回來的時候帶著一身外面的氣息,臉上掛著我越來越看不懂的表情。
我那時候忙,真的很忙,醫院里的事排得滿,科室的事壓著,有時候連續三四天每天睡不足五個小時,根本騰不出精力去細想那些事。
但有些東西,是刻在職業里的。
我做了十幾年婦產科,見過太多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