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研究？”
裴國錚看了她一眼。
“怎么沒想。”
“可你知道最難受的是什么？”
他語速放慢了。
“不是技術封鎖，不是天價費用，不是漫長工期。”
“是那個德國專家站在我們的地盤上，雙手插兜，看著一群中國工程師圍著他們的設備束手無策，臉上沒有任何表情。”
“不是嘲笑，不是輕蔑。”
“是無所謂。”
“他根本不在乎你學不學得會。因為他知道，這輩子你離不開他的設備。”
辦公室安靜得像是被抽走了空氣。
裴國錚坐回椅子，端起那杯涼透的茶。
“那一年冬天，秦嶺零下十七度。收工之后，我們十二個人圍在工棚里，一張一張手繪零件圖紙，反復演算參數，一筆一筆記錄，一個結構一個結構猜。”
“沒人要求我們這么做。”
“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如果不把這臺機器的核心技術搞明白，這個**的基建命脈，一輩子捏在別人手里。”

裴國錚那番話說完，辦公室的氣氛變了。
不是感動，是一種說不上來的沉重。
我在這個行業干了六年，聽過無數次老一輩的“苦難史”，聽多了，說實話，也有些麻木。
但裴國錚接下來說的一件事，徹底扎進了我的頭腦里。
“一九九九年，西南某隧道施工，進口盾構機主軸承突發故障，整條掘進線停擺。”
“工地上四百多個工人干等著，每天燒錢。負責人連夜聯系赫伯斯特總部請求緊急支援。”
“對方回復：最快工程師到場需要四十五天。”
“四十五天。”
“工地撐不住，負責人自作主張帶著幾個老師傅嘗試拆解軸承自行檢修。”
他停頓了一下。
“那天隧道里出了事故。”
整個辦公室沒有一個人出聲。
我攥緊了手里的扳手。
因為那個工地負責人的名字，叫紀長河。
是我父親。
這件事我從來沒有在同事面前提過。
裴國錚也從來沒有當著我的面講過這段。
他今天忽然提起來，我知道不是巧合。
“那次事故之后，**正式立項國產盾構機攻關計劃。”
裴國錚的聲音平穩得像念文件。
“從一九九九年到二零一四年，整整十五年。”
“第一臺原型機試車，刀盤轉了三圈就卡死了。”
“第二臺改進型下線，推進了兩百米，主驅動電機燒毀。”
“第三臺、**臺、第五臺……每一次失敗報告堆起來，比我人還高。”
“你們猜最后突破的那天，我在干什么？”
衛朔小聲說：“在實驗室？”
“在醫院。胃出血，住了兩個月。突破的消息是病床上接的電話。”
“我那代人——不止我一個，整條技術線上三百多個工程師，退休前沒有一個人的體檢報告是全綠的。有人耳聾了，有人腰椎徹底報廢，有人四十歲頭發全白。”
“你以為攻克核心技術是論文里一句取得突破性進展就能概括的？”
“那是拿命換的。”
蘇晚棠輕聲問：“所以后來國產量產之后，你們是怎么定的價？”
裴國錚看了她一眼。
“董事會開了七天會。”
“一派人主張對標赫伯斯特定價，一臺賣三個億，穩坐高端市場，躺著賺。”
“另一派人——包括我——主張量產平價，一臺兩千五百萬。”
邱明城脫口而出：“那差了十幾倍的利潤啊！”
“我當然知道差多少。”
裴國錚語氣不變。
“可我腦子里想的不是利潤。”
“我想的是——還有多少縣城的隧道修不起，還有多少工地在等設備等到工期爛尾，還有多少人像紀長河一樣，因為四十五天等不到一個維修工程師，把命留在了隧道里。”
他端起茶杯，發現早就涼透了，又放了回去。
“賣三個億，養活一家公司。”
“賣兩千五百萬，養活一個**的基建。”
“這筆賬，不用算都知道選哪個。”

裴國錚說完那些話之后，又變回了平時那個沉默寡言的老頭。
端著搪瓷杯去茶水間續了熱水，慢慢走回角落，翻開一沓發黃的技術檔案，再不看任何人一眼。
辦公室里的年輕人各懷心事地散了。
我站在窗邊，沒走。
蘇晚棠收好報告走過來，靠著窗框站定。
“你沒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