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約見了京市最頂尖的離婚律師方岸。

他看了我帶來的所有證據：借條復印件、入賬憑證、銀行流水、聊天記錄、照片、錄音。

看了一個小時。

然后他摘下眼鏡，揉了揉鼻梁，說了句：“姜女士，你是我見過準備最充分的當事人。”

我笑了笑。

“但你確定要打？”他看著我，“這場官司打下來，你們的婚姻就徹底沒回旋余地了。財產分割、股份**、過錯認定，每一項都會很激烈。而且——你的對手是顧遠川，顧氏集團的老板，他有最好的律師團隊。”

“方律師，”我說，“我來找你，不是為了回旋。我是來贏的。”

他看了我三秒，然后笑了。

“好。那我跟你說實話——你的案子，贏面很大。”

“唯一的問題是，你愿意花多長時間打這場官司？”

“多久？”

“如果顧遠川配合調解，最快三個月。如果他拖著，可能要一年，甚至更久。”

我站起來，走到落地窗前。

國貿的車流像一條條光帶，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流動。

“我不急。”我說，“他急。公司股價經不起折騰，他拖不起。股東們不會允許他把家丑鬧上法庭，那會讓公司市值蒸發幾個億。”

方岸在身后笑了。

“姜女士，你是我見過最冷靜的當事人。”

我回頭看他。

死過一次的人，不會再怕任何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