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這一點，我從床上坐起來，拿起手機，打開郵箱，開始一個字一個字地寫郵件。
不是發給趙鴻遠，不是發給HR，不是發給審計委員會。
是發給我。
我建了一個新的文件夾，命名為“2024年7月22日—備份”。把我能找到的所有和“超級盛典”相關的郵件、審批單、付款申請，全部轉存了一份。
不是為了告他。
是為了證明，我從頭到尾只是一個執行者。所有超預算的追加審批、所有供應商的選定、所有效果數據的確認，都有趙鴻遠的郵件批復和簽字。
如果他們是干凈的，這些東西就是廢紙。
如果他們不干凈，這些東西就是我的命。
第二天上午九點四十五分，我提前到了公司。
不是因為我打算簽協議，是因為我知道今天會有一場硬仗。我的硬盤里存著過去三年所有關鍵節點的工作記錄，我的私人郵箱里躺著趙鴻遠審批“超級盛典”每一筆追加預算的郵件截圖。
我沒有把硬盤帶去公司。我把它鎖在了家里書房的抽屜里。
我帶去了一個U盤，里面存的是——除了機密信息之外的、能證明我清白的那部分工作記錄的PDF版本。
不是全部，是夠用就行。
十點整，我第二次推開大會議室的門。
這次會議室里多了一個人。
集團審計委員會的陳總。
我認識她，但不熟。她在集團總部辦公，平時和我們這些業務部門的人接觸不多。她今天出現在這里，說明一件事——趙鴻遠的“超級盛典”項目已經被審計委員會盯上了，他必須在審計正式啟動之前，把責任鏈條的最后一環扣到我頭上。
“蘇念，考慮好了嗎？”趙鴻遠看著我，語氣是公事公辦的溫和。
我把協議書推回去。
“趙總，這個協議我不能簽。”
“理由呢？”
“第一，我的績效考核連續四個季度為A，不符合‘優化’的標準。第二，你給出的裁員理由在法律上不成立——‘職級與產出不匹配’不是合法**勞動合同的依據。第三，我入職時簽的合同是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受法律保護。公司如果沒有法定事由單方面**，需要支付二倍的經濟補償金。”
我把這三個“一、二、三”一條一條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