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你就會發現真相。

而真相，往往比你想象的最壞的情況還要壞。

我開始做一件事，一件在旁人看來可能很蠢、很浪費時間的事。

我把李城從去年五月至今的所有軌跡，和我的實驗數據被破壞的時間點，做了一張對照時間線的圖表。

五月十四號，他出現在我的實驗室。六天后，我鎖在抽屜里的實驗記錄本不翼而飛。

六月三號，實驗室的門禁系統記錄顯示他用我的校園卡刷開了門——我那天在圖書館改論文，校園卡放在實驗臺上忘了拿走。第二天，我的菌株樣本全部染上了雜菌。

九月，他用我的菌株申報了大創項目，省級立項。他的舅舅是評審組組長。

十二月，我換題之后的第一批扎布耶樣品在培養過程中被人調高了恒溫箱的溫度，十二個樣本死了九個。當天晚上，門禁系統記錄到他的校園卡在凌晨一點十四分進入了實驗室。

凌晨一點十四分。他一個土木學院的學生，大半夜跑到生物實驗室做什么？總不會是熱愛科學吧。

我把這些記錄整理成一個PDF，文件名叫做證據鏈，然后存進了三個不同的云盤和兩個加密U盤里。

做完這些，我做了一件李城絕對想不到的事情。

我沒有去找輔導員，沒有去教務處舉報，沒有發朋友圈控訴，甚至沒有當面和他起任何沖突。

因為我知道這些都沒用。他有當副院長的舅舅，有在學生會當**的人脈，有那種能把黑的說成白的的口才和臉皮。而我，一個連社交軟件都懶得刷、和別人說話都會緊張的、在大多數人眼里性格孤僻的邊緣人，拿什么跟他拼**？

我要換一種方式。在他最得意的時候，在他最公開的場合，在他最沒有防備的那一刻，用他最看不起的專業，一點一點剝掉他所有的偽裝。

這一天不會太遠。

十二月二十號，我收到了一封郵件。

發件人是教務處的王老師，郵件內容是通知我，由于我未能按時完成畢業設計，學院決定將我的畢業資格審核延期至下一年度。郵件的措辭非常溫和，溫和到像一把抹了麻藥的刀。

我盯著那封郵件看了十五分鐘，然后關掉屏幕，去食堂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