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江城市中心地標級的恒隆廣場頂層珠寶區，做了整整三年的一線柜姐。
這家店是全球頂奢珠寶品牌的華中地區旗艦店，店面不大，卻占著整個商場最金貴的位置，推門進來的客人，非富即貴，隨手一筆消費，就是普通人小半年的薪水。而我，蘇晚，是這家店里，最特殊的一個柜姐。
圈子里混商場的、做品牌對接的、甚至周邊寫字樓里的投行高管、企業老總，沒人不知道，頂層珠寶柜的蘇晚，是沈則言放在這里的人。
沈則言這個名字，在江城的上流圈子里，是響當當的存在。三十一歲，國內頂尖投行的執行董事，手握數億規模的項目，家境優渥，父母是早年下海經商的實業家，根基深厚，長相更是生得清雋挺拔，一身剪裁合體的高定西裝，眉眼溫和，說話語速不快，自帶一種讓人不自覺信服的氣場。他沒有其他豪門子弟的張揚跋扈，也沒有暴發戶的粗鄙俗氣，永遠舉止得體，談吐優雅，是整個恒隆廣場所有柜姐、銷售私下里議論的“完美天花板”。
而他，是我三年里，最親密的人，也是我最不敢深究的人。
我第一次見到沈則言，是七年前的夏天。
那時候我剛從江城本地的二本院校畢業，學的是最普通的市場營銷專業，沒有亮眼的學歷，沒有過硬的家世，父母是南方小城的普通職工，一輩子勤勤懇懇，攢下的錢只夠在老家買一套不大的房子，供我讀完大學，已經耗盡了他們所有的力氣。
畢業季的恐慌，像潮水一樣把我淹沒。身邊的同學要么靠著家里安排進了穩定的事業單位，要么考研繼續深造，只有我，投出去上百份簡歷，石沉大海，偶爾得到的面試機會，要么是薪資低到無法在江城立足的銷售崗，要么是打著招助理旗號、實則別有用心的歪門公司。
我租住在江城老城區的城中村，一間不到十平米的隔斷間，夏天悶熱潮濕，冬天漏風，隔壁的說話聲、吵架聲、半夜的腳步聲，聽得一清二楚。每個月房租八百塊，還要摳摳搜搜地省下吃飯、交通的錢，有時候為了省兩塊錢的公交費，我能頂著大太陽走三站路。
那時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找到一份月薪五千塊的工作，能租一個帶獨立衛生間的單間，不用再在公共廁所里排隊，不用再吃五塊錢一碗的清湯面。
我就是在最落魄、最無助的時候，遇見了沈則言。
那天是我面試的第八家公司，對方是一家小型的傳媒公司，面試官看著我的眼神，帶著毫不掩飾的打量和輕佻，面試到一半，就暗示我，只要“懂事”，就能留下來，薪資翻倍。我強忍著惡心，起身說了句抱歉，推門就跑了出來。
站在寫字樓樓下，六月的太陽曬得人頭暈目眩，我手里攥著皺巴巴的簡歷，突然就忍不住蹲在路邊，無聲地哭了。
不是委屈，是絕望。是看著這座繁華的城市，車水馬龍，高樓林立，卻沒有一寸地方是屬于我的，沒有一條路，能讓我穩穩地走下去。
就在我哭得渾身發抖的時候，一把黑色的定制雨傘，擋在了我的頭頂，遮住了刺眼的陽光。
我抬起頭，就看到了沈則言。
他那天穿著一身淺灰色的休閑西裝，沒有系領帶，袖口挽起一點點，露出手腕上低調的百達翡麗，眉眼溫和，沒有絲毫的嫌棄和鄙夷，只是遞過來一張干凈的紙巾，聲音低沉溫柔，像**的風，輕輕拂過我緊繃的神經。
“小姑娘，沒事吧？”
那是我和他說的第一句話。我狼狽地擦著眼淚，結結巴巴地說了聲謝謝，不敢看他的眼睛。我那時候穿著洗得發白的T恤和牛仔褲，腳上是幾十塊錢的帆布鞋，臉上還掛著淚痕，和眼前這個渾身都散發著“精英”光芒的男人，隔著云泥之別。
我以為這只是一場偶然的相遇，像電視劇里的路人甲，擦肩而過，再也不會相見。
可我沒想到，三天后，我接到了一個陌生電話，電話里的人自稱是沈則言的助理，告訴我，恒隆廣場的頂奢珠寶柜正在**柜姐，薪資優厚，福利完善，已經幫我遞了簡歷，讓我直接去面試。
我整個人都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