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量物證。”張澤的聲音越來越沉，“這個兇手不是在表演，他是在計算。每一步都是精心設計。”
“所以你懷疑兇手是內部人？”
“不一定。但他一定非常了解我們的偵查手段。”張澤翻開1990年的卷宗，指著那張被雨水洇濕的紙條，“這張紙條出現在勝利路電話亭。當時我們的第一反應是調取通話記錄，查指紋，追查紙張來源。但紙條上用圓珠筆寫的字跡已經被雨水泡爛了大半，根本沒有提取價值。就連背面的‘19750613’這個數字，也是我用鉛筆涂出來的。”
老周陷入了沉默。
這三年里，案子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海城市***成立了“6·13”專案組，任東擔任組長，張澤是最年輕的組員。他們排查了海城所有有前科的人員，走訪了三個案發現場周邊所有住戶，一無所獲。兇手像是憑空消失了一樣，或者更準確地說，他在殺了第三個人之后，主動選擇了蟄伏。
三個案件之間存在一個無法忽視的共同點，除了現場布置方式，還有一件東西從未找到過——兇器。三名死者的手腕都有平行的雙刃切割痕跡，法醫鑒定顯示，這是一種單刃刀具，刃長約15厘米，鋒利程度堪比手術刀。但三起案件，兇手從未遺留下任何作案工具。
“這個兇手不是在作案，”張澤有一次半夜從專案組回家，對著鏡子里疲憊的自己說，“他是在給我們出題。”
1994年春天，一個意外的轉機出現了。
海城市***從省廳引進了一套全新的指紋自動識別系統。這在當時是絕對的高科技——過去比對指紋全靠人工，一個技術員拿放大鏡看上幾天都未必能對出一枚，而這臺機器只需要把指紋特征碼輸入進去，就能在全國數據庫里自動搜索匹配。
任東當即決定，將三起案件現場遺留的所有物證重新送檢。
張澤記得那天深夜，他和師父一起把物證箱搬進技術科。技術員小心翼翼地從第一個物證袋里取出那張紙條——1990年那張被雨水泡爛的紙條。
“試試茚三酮顯現法，”任東說，“紙條可能被水泡過，但汗液里的氨基酸成分不會完全消失。”
技術員將紙條放入檢測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