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包了通宵場，一群半大孩子偷摸著喝酒。周嶼擠到我身邊，整個人熱烘烘的。
“時哥，我考去北京了。”
“嗯，恭喜。”
“你呢？”
“本市的醫大。”
“哦。”他把下巴擱在我肩膀上，呼吸里有荔枝味汽水的甜，“那以后見不到了。”
我沒說話。心臟在胸腔里跳得發疼。
“你會想我嗎，時哥？”
包間里有人在嘶吼著跑調的情歌，燈光旋轉，藍的紫的紅的光斑掃過他的臉。我看著他的眼睛，想說會，每天都在想。但最后說出口的是：“好好上大學，別總想著玩。”
他笑了，眼睛彎起來，像月牙。“知道啦，陸老師。”
那是我們最后一次靠那么近。
之后十年，他在北京，我在本市。偶爾從同學口中聽說他的消息——拿了獎學金，創業了，公司上市了，身價過億了。像兩條曾經短暫相交的線，分開后朝著完全不同的方向狂奔。
我考上法醫研究生時，所有人都覺得我瘋了。醫學院的導師痛心疾首：“你是我見過最有天賦的外科苗子，跑去跟死人打交道？”
我沒解釋。沒法解釋。總不能說，因為活人會讓我想起周嶼，而死人是安全的。死人不會對你笑，不會在你夢里跑來跑去，不會讓你在無數個深夜懷疑自己是不是有病，才會對一個直男室友產生不該有的心思。
“陸法醫？”小林叫我。
我關掉水龍頭：“嗯？”
“那個……樣本送過去了。還有別的要檢查嗎？”
“腦部。”我重新戴上手套，“我要看他的腦組織。如果是中毒，有些神經性毒素會在腦部留下痕跡。”
開顱鋸的聲音在解剖室里嗡嗡作響。我握著鋸柄，視線落在周嶼的臉上。他閉著眼，很安靜，睫毛在冷白色的皮膚上投下淺淺的陰影。還是很好看，和十年前一樣好看。
如果，我是說如果，昨晚我開口了呢？
如果在他問我“你還是一個人？”的時候，我沒說“工作忙，沒時間”，而是說“在等一個不可能的人”？
如果他提議送我回家時，我沒用“我開車了”來拒絕，而是上了他的車？
結局會不會不一樣？
鋸子切開了顱骨。我取下頭蓋骨，露出底下灰白色的大腦。我俯身仔細觀察，然后，動作徹底僵住。
“小林。”
“在！”
“把陳隊叫回來。現在。”
我的聲音一定很不對勁，因為小林幾乎是沖出去的。兩分鐘后，陳隊叼著那根永遠不點的煙回來了。
“怎么了？”
我用鑷子指著大腦額葉區域一處極其微小的出血點：“你看這里。”
陳隊湊近，瞇起眼睛：“這是……”
“**。”我放下鑷子，脫掉手套，這次手真的在抖，“有人在顱骨內注入空氣，制造了這處出血，模擬急性顱內高壓癥狀。但**的位置和角度不對——這不是意外，也不是**。是**，而且是手法相當專業的**。”
解剖室里死一般寂靜。
“能判斷是什么人干的嗎？”陳隊的聲音沉下來。
“熟悉解剖結構，知道如何避開主要血管，還能在短時間內完成操作，讓受害者幾乎來不及掙扎。”我抬頭看他，“醫生。或者，學過醫的人。”
陳隊的眼神變了。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昨晚同學會上，一半的人從事醫療行業。醫生，護士，醫藥代表，醫療器械銷售。包括我。
“我會把腦組織樣本送去病理分析，確認注入物質。但這個**，已經足夠立案了。”我轉過身，開始縫合**。針線穿過皮膚，一層，又一層，像在縫合一個破碎的夢。
“周嶼的家屬聯系上了嗎？”
“父母***，正在往回趕。他未婚，沒有直系親屬在本市。”陳隊頓了頓，“倒是有個未婚妻，昨晚也參加了同學會。叫蘇晚，你記得嗎？高中時的校花，現在是個小有名氣的畫家。”
我記得。怎么會不記得。高中三年，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