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陪丈夫來戰區，做志愿醫療醫生的第七年。

今年，他依舊不愿回國。

再次換掉了我提交上去的回國名單。

醫院里，拿到替補名額的醫生歡聲笑語，感激涕零。

他們贊嘆丈夫的仁義，又一次把名額讓了出去。

我攥緊手心，看著站在我面前，一臉愧疚的丈夫。

他眼底帶著我看不懂的晦暗神色。

“明年一定聽你的，帶你回國好不好？”

我輕笑出聲，沒再言語。

又是明年，借口老套。

可惜，國內有患者指定我來主刀他的手術。

明天，我就可以帶著孩子回國。

下一次的回國指標，我不等了。

又是一年寒冬夜，戰區飄起了大雪。

這是我和程峋待在這的第七年。

醫院每年都會給戰區兩個回國名額。

我救治的病人，死亡率比其他醫生低4.4%。

程峋主刀的病人，死亡率比其他醫生低7.8%。

所以每一年，醫院給的回國名額都會優先我兩。

可每一年，程峋都會以各種理由，將名額讓給別人。

來戰區的第一年。

我做了87臺手術。

其中，有32臺是軍區的重癥軍士，44臺是剛從戰場上重傷只剩一口氣的**。

只有11臺，是我自己確診的病人。

手術死亡率，37%。

我不是一個心理十分強大的醫生。

我看著活生生的一個人，在我手里死去。

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似的難受。

于是我懇求程峋，等下一次回國指標出來，

我們就回國。

程峋是個標準的理工男，克己復禮，做事嚴肅認真。

我當年喜歡他，就是因為他對人對事認真又負責。

可有些時候，他又有些過于認真。

比如此刻，他皺著眉頭，平靜地批評了我：

“我們是來戰區做貢獻的，說好的好好干，怎么能只待一年就走？”

他明知道我怕，卻還是執意留下。

我咽下了反駁的話，耐心等第二年指標下放。

第二年指標下來時，我又興致勃勃地拿著通知單去找程峋。

“這次可以回去了吧？”

程峋卻將通知單撕碎，不解地望著我：

“張珍，你有那么好的技術，能比一般醫生多救活6個人，為什么非要走？你就不能多救幾個人嗎？”

我的嘴張開又閉上，啞口無言。

第三年，我懷孕了。

我想著，這次程峋終于能同意和我一起回國了吧。

他卻低下頭，抿了抿唇：

“可以是可以。”

我歡喜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又聽見他說：

“但你回去會因為懷孕錯過主任的晉升機會，我也抽不出時間照顧你，不如留在這生下來，你說呢？”

醫院的職場環境，對女醫生并不友好。

我和程峋又剛好卡在升職的這個關卡。

這個孩子如果回國生。

我升職的機會確實會泡湯。

我想著，程峋這次確實是為我考慮了的。

明年，他一定會同意和我回國。

于是，我又大著肚子等了一年。

孩子出生后，因為醫療技術有限的原因，

長了黃疸，要準時準點抱出去曬太陽才能好。

國內一個保溫箱就能解決的事。

這里費時費力。

我也因為無人照顧，落下了月子病。

我又動了回國念頭，

可這次，程峋強烈拒絕了我。

他說：“醫院規定了，在戰區做志愿滿五年，就能直接升主任，我們就差一年了，為什么要回去？”

為了工作，為了前途，也為了不和程峋爭吵。

我再次忍下了。

可五年期滿，我向程峋提出回國打算。

他又說：“孩子才兩歲，不好離開舊環境，等明年吧。”

一年一年又一年。

我等了整整七年。

今年，小寶三歲半，該上***。

不能再等了。

我和程峋開始了結婚以來最大的爭吵。

我逼他回國，如果不回，我們就離婚。

他終于妥協，同意遞交回國申請。

可我沒想到，名單出來———

會沒有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