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你知道我為什么要對你好嗎？”
她沒說話。
“一開始是想得到你們的注意。不對，是想讓你像對弟弟那樣對我。后來長大了，想還清。你們說我欠你們的，那我就早點還完。”
“你算一算，我工作這幾年給你們的錢，加上買的東西、交的費用，是不是早就超過了你們養我到十八歲的花費？”
“你們養我十八年，大學的學費生活費全是我半工半讀掙的。那十八年如果換算成勞動力——七歲開始割草喂豬、做飯洗衣、帶弟弟、干農活——不一定誰欠誰。”
電話那頭她開始哭。
“你怎么什么都要算這么清楚？”
是我要算清楚嗎？
我跟你談感情，你跟我談錢。
我跟你算賬，你跟我談感情。
橫豎都是我的錯。
秦然很快確認了我已經跟許亮辦完了手續。
她發來微信，語氣跟上次完全不同。
“你趕緊走吧，離開這個城市。我已經受夠了。”
我問她后面打算怎么辦。
她說：“他敢騙我，就得付出代價。讓我爸知道了，他會更慘。”
這話隔著屏幕發過來，我都羨慕得要命。
什么樣的家庭里長大的孩子，才能這么篤定，篤定到相信自己的父母一定會為自己撐腰？
不像我——我甚至還要擔心我爸媽倒向許亮那邊。
我迅速跟公司申請了調崗。
正好總部在北京有一個項目組缺人，我毫不猶豫地提交了申請。
我把**出租屋里能賣的東西都賣了，賣不掉的扔了。
兩個行李箱，裝著我全部的家當。
其實我心里也沒有什么方向。只是知道如果繼續留在這兒，等秦然抽身之后，許亮一定會出更多幺蛾子來糾纏我。
走比不走好。
臨走前何靜請我吃了頓飯。
她是這四年里對我最好的同事。
“你一個人去北京，認識誰？”
“認識***。”
她被我氣笑了，夾了一筷子菜放我碗里。
“以后有什么事打電話。”
“好。”
我到北京的時候是冬天。
十一月底，風大得能把人吹跑。
公司在朝陽區那邊給安排了個工位，項目組總共七個人。組長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姓宋，叫宋明春。
她第一次見我，上下打量了一遍，只問了一句話。
“能加班到幾點？”
“幾點都行。”
她點點頭，沒再多說。
我就這樣在北京待下來了。
北京比**更冷，不只是天氣。
每天兩點一線，早出晚歸，認識的人更少了。
我媽偶爾打電話過來，說的永遠是那些翻來覆去的話——**又罵她了，你弟弟又跟她要錢了，家里的狗死了，地里的菜爛了。
偶爾也會突然冒出一句：“你現在一個人在那邊，冬天的衣服夠不夠？”
說完又馬上接一句：“你可別亂花錢。”
好像怕對我的關心暴露得太多。
我問她：“他打你了嗎？”
“沒有。”
“真沒有？”
“就是有時候推我一下。”
“你為什么不離婚？”
她的聲音一下子拔高了八度。
“離什么婚！都這么大歲數了！被人笑話死！”
每次都是這段對話。
每次都一樣。
后來我不問了。
說隨你吧。
日子過得很快，轉眼到了來北京半年。
一天下班的時候，我媽給我打了個電話。
她的聲音聽起來不太對，說一句停一下，像是在組織措辭。
寒暄了五六分鐘，繞了無數個彎子，她終于說了實話。
“晚晚，我……我有點不舒服，你看你能不能回來一趟？”
我心里猛地一緊。
我們家的規矩——除了姜洋生病全家出動，其他人生病能拖就拖。
我媽說“不舒服”，那就是已經嚴重到扛不住了。
就像我高中得中耳炎，本來是小病，他們拖來拖去，不去正規醫院，輾轉各種小診所，最后硬生生把右耳的鼓膜拖穿了。
到現在那只耳朵聽東西都帶著嗡嗡的雜音。
我趕緊請了年假，當天買了票。
綠皮火車晃了一夜，我到縣醫院的時候是早上八點。
沒有回家，直接拖著行李箱進了住院部。
我媽躺在靠窗的一張床上，看見我進來，眼神躲了一下，然后很快堆出一個討好的笑。
“幺幺，你來了？這趟車票多少錢？你耽誤上班要被扣錢吧？”
我沒說話。
她瘦了。
半年